灵活用工平台作为基于互联网连接劳工方和用工方的一种新型共享经济就业服务平台，利用数据信息技术实现短期劳动服务（结构化/非结构化）需求——供给的精准快速匹配，既涵盖家政工、餐饮服务员等传统服务行业，又囊括众包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游戏代练等新业态平台零工，能够有效提升灵活就业人员收入、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减轻自招压力、满足短期项目或季节性用工需求，为社会建立可供筛选的人才蓄水池，也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深远意义。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叠加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稳就业压力增加。数字经济平台带动的服务市场，为创新创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吸纳和带动了大量的就业人口。以依存互联网平台的非标准就业、打零工、自我雇佣等多种形式为代表的灵活就业成为新的就业形式，且越来越普遍。《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显示，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亿人左右。2021年逾六成（61.14%）企业使用了广义上的灵活用工形式。与2020年调研结果相比，灵活用工比例上升5.46个百分点。此外，企业内部的灵活用工规模正在呈扩张趋势，总样本中稳定或扩大灵活用工使用规模的企业比例从2020年的29.32%上升至2021年的51.80%，未来灵活用工的市场和平台企业将会进一步扩大增多，灵活用工平台将迎来更规范、更大规模的发展。
对于劳动者来说，灵活用工平台通常没有固定工时约束，劳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服务平台自由安排选择工作时间和地点。对于企业而言，可通过灵活用工平台根据季节和不同阶段的需求招聘员工，提高用工弹性，降低用工成本，由此实现企业和员工间的“双赢”。以宁波为例，目前已有118家灵活用工平台企业，基于自由灵活的用工优势，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突破60万，占全市就业登记人员总数比例超过10%。其中网络约车行业企业25家，已许可驾驶人员约4.1万人；电子商务行业企业5.8万户，直接间接从业人员50万人。
在平台灵活用工模式下，企业和员工的关系从传统的雇佣关系，转变为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合作关系。对企业来说，可以减少对员工意外风险、劳动风险的保障责任。尤其是员工如果以个体户的形式出现，企业和员工的关系就会成为“服务关系”，员工作为“个体户”，就成了为企业提供服务的“服务商”。由此，企业不再向“员工”支付工资，而是支付“服务费”；“员工”拿到的报酬也不再是“工资”，而是“经营所得”，并缴纳相应的税费。部分岗位选择灵活用工，可以更好地减少企业转产、转型的风险，降低人工成本。
相较传统用工模式，灵活用工的形式更加灵活，拓宽了企业用工渠道、增强了用工弹性、降低了用工成本和用工风险。用工行业也是五花八门，使得用工场景更加丰富多彩。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劳务派遣用工、项目或业务承包方式、劳务工、计时工、季节工都属于灵活用工形式的范畴，有助于提升调配各种资源和管理服务的能力。经过这次疫情，企业学习和探索了工作地点灵活、共享办公室及办公桌的管理方式，未来也将有更多的企业通过尽量少租用办公场地，增加使用“共享办公室”“共享办公桌”的方式，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尽管灵活用工对缓解“用工荒”、扩增中等收入群体发挥重要作用，但残酷市场竞争之下，由于缺乏行业全面合规监管，灵活用工平台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瓶颈和问题。
（一）灵活就业人员缺乏社会保障，平台用工去社保化趋势明显
灵活就业者为不同企业提供短期服务获得报酬，大多没有参加工伤等保险，缺少相应社会保障。中国社科院2021年一项调查显示，受访外卖骑手6成以上没有社保。有社保的骑手多为兼职，其社保为原单位所交，或是骑手自行缴纳。据了解，“饿了么”外卖员每天所交的3元保险费，实际保单里面只有1.06元。由于保障不足，很多骑手出现事故后难以被认定为工伤，或者由于保额比较低导致赔付额度低。如宁波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市养老保险需要60日灵活就业登记。灵活就业者，具有本市户籍或持有当地有效居住证的，可于实现就业后60日内到就业地或户籍地人力社保服务机构或线上平台办理灵活就业登记，参保条件较为复杂。
（二）灵活用工对技能要求较低，平台用工去技能化特征明显
灵活就业人员大多集中在门槛低、劳动密集的生活服务业，如网约配送员、外卖送餐、网约车驾驶员等。由于工厂工作有环境封闭、工资低下、生活条件差、没有前途、不受尊重等负面因素，年轻人宁可日晒雨淋地去送外卖，也不愿意进工厂。而个人消费领域平台提供的结构化任务，对从业者的劳动技能水平要求不高，就业门槛较低，选择灵活性较大，吸引了大批从业者入围。2021年2月外卖平台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总计有7万研究生学历的人在送外卖，大专以上学历的骑手超过20%，共有近150万人。快速发展的零工经济结合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逆转，正在对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行业形成“虹吸效应”，各类互联网平台新增劳动力很大比例来自传统生产制造业，过去活跃在工厂生产线的青壮劳动力正源源不断地从线下走到线上，平台的去技能化特征愈发明显。
（三）灵活用工职业规范缺乏，平台用工去归属感特征明显
由于缺乏稳定收入和安全保障，无法学习和提升技能，也没有职业生涯可言，灵活工作人群缺乏工作认同。一方面，基于职业社群基础的社会记忆无法传承，由于处于不断分散和流动的工作状态，职业伦理、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同事间的相互合作和友谊无法累积，灵活就业人群自身也会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另一方面，他们在决定目标时，出现更强烈的疏离感和工具性质，在不稳定的状态下，其行为和态度趋向于机会主义。随着灵活就业人群的不断扩大，与之相伴的社会风险也与日俱增，这不仅包括他们在劳动过程中遇到的工伤、患病、养老的风险，也包括他们由于收入降低、缺乏保障、随时可能失业，演变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的风险。而一旦发生这样的风险，不公平意识和仇富心态就可能蔓延，并向社会传导，进而引发社会风险事件。例如2018年发生的某网约平台司机百日两起杀人事件，这类问题将在日后成为我国重要的社会问题，须引起各方高度关注和警惕。
广东出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失业保险办法，加大对灵活就业人员保障支持力度，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广州开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进一步扩大从事网约车、外卖和快递等劳务的新业态从业人员等参加工伤保险的覆盖面。同时，灵活就业人员（含外省户籍）凭有效身份证件和就业登记证明可在广州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苏州强化政策引导，出台《苏州市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办法》，从扩大参保范围、取消中断缴费、调整医保政策、调整参保流程、优化经办服务等方面着手，保障灵活就业人员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基本需求。
南京出台《关于规范新就业形态下餐饮网约配送员劳动用工的指导意见（试行）》，规范新就业形态下餐饮网约配送员的劳动用工，保障其劳动权利等相关合法权益。杭州打破传统的组织隶属和行业产业等界限，面向湖滨街道辖区内出行、外卖、即时配送等10家新业态平台企业的6000多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成立浙江首个新就业形态联合工会。
广州市、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建立健全灵活就业岗位信息库、人员信息库和线上求职招聘平台、线下灵活就业专场招聘平台的“两库两平台”，加强岗位征集，动态发布灵活就业供求信息；创新“直播带岗”“隔空送岗”等模式，促进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与岗位便捷、精准对接。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共享员工联盟”，调剂企业间用工余缺、共享用工信息，“共享员工”在岗工作满1个月，可按照400元/人的标准给予输出企业一次性补助。
山东扩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培训规模，将符合条件的相关从业人员纳入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补贴范围，推进“互联网+职业技能培训”。甘肃面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开展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无人机驾驶等新技术培训，媒体运营、网络营销、电子竞技、健康照护等新职业培训，以及网络平台就业创业等新业态培训。河北将有创业意愿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创业培训范围，组织开展开办店铺、互联网营销、市场分析、经营策略等方面的创业培训，促进提升创业能力和创业成功率。
一是降低灵活就业人员参保门槛。政府应从参保费率、缴费方式等方面进行改革，增强新业态从业人员缴费费率的灵活性，允许新业态从业人员自主选择缴费周期，可以按月、按季度或按年缴费，吸引更多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二是鼓励保险公司丰富商业保险。政府可通过税收优惠、提供补贴的方式，降低保险公司的成本，提高保险公司的积极性，从而鼓励新业态从业者购买。如浙江省和重庆市6家人身险公司开展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弥补针对新业态群体养老保障的不足，提供合适的养老保险产品。三是引导并不断强化平台企业责任。引导平台企业主动为新业态从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购买相关商业保险，探索兼顾平台企业和从业人员双方利益的风险共担机制，合理划分平台企业和从业人员缴费责任。
一是细化平台分类的灵活用工技能需求。聚焦生活市场和个人消费领域的平台，依据平台类别和服务内容，鼓励有培训能力的平台企业，支持其开发该类别平台的培训课程，强化对从业人员业务能力、综合素质、职业发展等方面的培训。同时，制定平台从业资格标准，对平台从业人员进行技能考核与等级评聘，适当进行政策奖励。二是分类推进灵活用工员工制试点工作。员工制让劳动者成为单位人，员工制企业的运营成本较中介制企业更高，但它有利于提升从业者的稳定性和获得感，有利于推动整个行业升级。以家政行业为例，员工制是指家政服务人员作为家政公司员工被派遣到雇主家中服务，公司与家政服务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五险一金”，公司与家政服务人员是劳务关系，公司对家政服务人员和雇主负责。三是对平台企业吸纳就业进行奖补税费优惠。通过全面摸底平台企业灵活就业者，系统登记受教育年限、职业技能等情况，了解其职业技能需求与发展意向，适度放宽平台从业人员培训、社保、创业类补贴等政策条件。
一是制定平台劳动技能输出和服务标准。探索制定适应区域发展实际和需求的互联网+灵活用工平台的劳动输出产品和服务标准，引导龙头企业和行业协会主动制定企业标准、参与制定行业标准，引入或培育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进行产品和服务认证。二是发挥平台协同引领作用。以平台商业生态圈的核心型成员为主体，发挥引领模范作用，积极构建适应生态化治理要求的管理机制，系统平台利益相关者参与良好平台生态构建。三是支持生产和消费领域平台需求开发。通过企业挖掘市场潜力，提供内容更加丰富、体验更加便捷化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供给，开发新的消费需求。
作者：王金华，宁波市工商业联合会；石兰，宁波甬港联谊会；张振，宁波市海曙区应急管理局。
